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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话邢予青:为什么日本这么重视旅游业

2025-08-10 01:46:08

  2025年,“扩内需”与“反内卷”成为中国在需求侧和供给侧的两条政策主线。一方面,“两新”“两重”等政策发力扩大有效投资和提振消费;另一方面,部分行业产能调整与规范政府行为,则聚焦破解企业和政府层面的“内卷式”恶性竞争。

 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邢予青认为,政策在“扩内需”“反内卷”领域已逐步取得成效,但如要持续改善,需要观察内需不足与“内卷”加剧的深层原因,并据此作出调整。

  在需求不足问题上,邢予青认为,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,中国消费者已经有了更多更高层次的需求,这些需求应该是消费发展的空间。这类新需求需要高知识、高技能的人才用聪明才智创造供给,而新的消费需求本身也能催生新的就业机会。但由于过去相关监管政策不完善、地方政府重视不足等原因,这些消费领域发展相对滞后,特别是相关高端服务业,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。

  邢予青说:“如果我们不发展高端服务业,那么有资本和房子的群体就会越来越富裕,而有技能、有才能的人的收入就涨不上来,提振需求的难度就会更大。”

  在“反内卷”方面,邢予青认为需要重视地方政府不合理的产业政策对“内卷”的推波助澜,“要回到产业政策中寻找‘反内卷’的答案”。

  邢予青已持续关注全球价值链十余年,2022年他出版的《中国出口之谜:解码“全球价值链”》一书中提到:“为了平衡风险,跨国公司将对价值链地理分布进行重新调整,这将决定全球价值链未来的轨迹。”这一判断与目前中国企业出海及新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高度契合。

  邢予青说,要摆脱“内卷”,各方要改变思路,不能再以“产能”作为衡量工业发展的核心指标,更要关注企业创造的价值。“真正的中国全球化企业不应只是‘车间主任’,而应该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核心地位的龙头企业。”

  邢予青:一个原因是我们在消费方面的供给主要还停留在“吃喝”方面。比如现在很多城市发展文旅时,建起了规模巨大的夜市,可里面的吃食却大同小异。在经济条件差的时候,“吃”很重要;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很多人对单纯地“吃”不再感兴趣了。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,消费者有了更多更高层次的需求,这些需求才应该成为消费发展的新空间。

  调查新闻提供的服务就是其中一种。除了天气预报和新闻快讯,读者更想了解事件背后的故事与背景信息。调查新闻是一种需要知识和创新的“信息服务”,做调查报道需要投入大量智力劳动,要经过策划、采访、摄影、写作、编辑等多项工作流程。同时,调查新闻还提供了大量以技能和知识为基础的就业岗位。

  这类具备高技能、高知识含量的就业群体就是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,包括大学教授、律师、医生、牙医、药剂师、护士、顾问、建筑师、设计师等。以服务业为主体的这类就业人群的培养,不仅能提供大量新的消费供给,还能创造大量市场需求,是扭转内需不足的关键所在。在这些领域,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

  邢予青:因为要发展高端服务业,需要一个更适宜的社会氛围和监管环境,要进一步调整部分领域的监管政策、提高部分领域的服务供给质量。

  以旅游业为例,近年来中国旅游市场客流量很大,许多城市也持续改善旅游基础设施,但诸如跨境支付等老问题依然存在。当外国消费者来到中国后,他们会发现习惯用的支付系统无法使用,而很多店铺又变相不接受现金支付。前段时间,我在上海地铁站就遇到一个外国游客,他因为要赶飞机却不知道如何扫码购票,很着急地说“我不是中国人,帮帮我”。

  经济学中有个概念叫交易成本,如果来中国旅游的交易成本过高,就会直接影响外国游客的出行决策。在这方面,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:日本的支付系统对海外常用的Visa、Master等信用卡兼容性较高,正在推广的通用二维码对各个支付平台的兼容性也很强。

  另一方面,我们在一些领域的监管政策也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,诸如街头表演、脱口秀等文娱领域的监管,可以进一步调整和放松。

  反过来,对有些领域的监管还要持续加强。医美行业就是一个典型。这个市场的需求非常旺盛,能创造大量高知识、高技能的就业岗位,但因为监管不严、行业鱼龙混杂,导致很多本应由专业人士提供的服务,被非专业人士以极低的成本提供了。这不仅降低了行业的价值,也给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带来了危害。

  邢予青:日本旅游业大发展是从2013年安倍晋三执政后开始的。当时日本一年的海外游客是800万人次,安倍晋三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让日本旅游业快速发展。在他执政前,日本曾定下一个2020年访日游客达到2000万人次的旅游业目标,这一目标最终提前五年就完成了。2015年,日本又制定了一年访日游客达3000万人次的目标,到2019年该目标也顺利达成。日本政府的下一个目标是实现年游客数量突破6000万人次。

  经济观察报:但对很多地方政府,费心发展旅游业不如上马几个工业大项目,对经济增长更立竿见影。

  邢予青:相较工业项目,旅游业等服务业带来的不仅是GDP增长,更是一种更普惠、更有利于劳动者的增长模式。现在的工业大部分都是资本密集型,资本投入作用更为突出,一件产品100元的收入中,人工成本可能占比不到10%。而服务业普遍更依赖人的作用,需要人有创意、有价值的劳动。在这个过程中,劳动者也能获得更多回报。如果我们不发展高端服务业经济,那么有资本和房子的人就会越来越富裕,有技能、有才能的人的收入就涨不上来,提振需求的难度就会更大。

 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是需求不足,这既有收入的问题,也有供给的问题。服务业既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,也能通过优质供给创造很多新的需求,这对当下的中国经济很重要。日本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旅游业,本质上是因为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,需要外国游客带来新的需求。

  经济观察报:日本当年也经历过基建、房地产投资的高峰期和工业大发展时期,他们是如何转变思维,意识到服务业的重要性?

  邢予青:日本的大基建时期始于原首相田中角荣于1972年制定的“日本列岛改造计划”。当时日本的高速公路和高铁非常有限,“日本列岛改造计划”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建设日本的高速公路网和新干线网。不过,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过度建设的问题:比如在同一条河的近距离内建造多座桥梁,一些规模很小的城市也配套建设了美术馆和公民活动中心。这导致财政投入对GDP拉动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弱,浪费越来越大。

  我1996年到日本时,就发现日本有很多建设很完善的设施处于闲置状态。比如,当时日本修建了大量滑雪场和高尔夫球场,经济泡沫时期一张会员卡售价要1000万日元;但泡沫破灭后,有消费意愿和能力的人群快速减少,许多滑雪场最终被迫关停。

  正是在“大量投资产生大量供给而需求不断下降”的现实倒逼下,日本意识到服务业对提振长期需求的重要性——因为如果没人用,投资再多也产生不了价值。因此,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开始不断推出政策,提升日本跨境旅游的吸引力,比如改进签证政策等。

  这些年日本旅游业的蓬勃发展,不仅与日元贬值有关,更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持续推动。如今,旅游业不仅为日本带来了大量贸易顺差和就业岗位,还让一批泡沫时期形成的基础设施实现物尽其用——现在滑雪场的人很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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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经济观察报:今年中国经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“反内卷”,你如何理解这一概念?

  邢予青:要理解“内卷”,可以研究外卖市场。前段时间外卖市场掀起了一场价格战,很多时候价格甚至低于成本。这种行为是否违反了不正当竞争法,是否应该规范?

  竞争本身甚至价格战,都不是问题,问题是要把价格控制在合理区间,至少不能低于成本线。比如特斯拉的毛利率大概在22%—23%,在这样的利润空间内进行降价,就是合理的商业竞争。但如果一个行业长期处于低于成本的竞争状态,很难说这是一个健康的商业形态。

  价格战的背后又与另一个问题相关——供给过剩。这也引出我们要回答的关键问题,为什么中国一度出现400多家电动车制造商?为什么其中很多企业一直在亏损,却依然能够维持运营?这些看似奇怪的现象,或许要回归到产业政策中寻找答案。

  经济观察报:你在2016年曾发表过一篇题为《日本不是产业政策的优等生》的文章,那一年中国也曾围绕产业政策的合理性有过一次非常广泛的讨论。

  邢予青:现在经济学家已有了定论,日本的产业政策并不成功。最著名的例子是1961年,通产省曾计划把日本汽车制造商缩减至3家:一家制造家用汽车、一家制造特殊汽车、一家制造微型汽车。而如今享誉全球的本田,当时就属于通产省计划取缔的对象。事实证明,本田不仅能造汽车,而且竞争力很强。

  经济观察报:既然日本政府只允许三家汽车厂造车,为什么本田最终还能进入这个领域?

  邢予青:因为日本的产业政策不是准入制,不会强制禁止某家造车。只要符合相关标准,企业就可以进入这个领域,只是不会获得产业政策的支持而已。

  经济观察报:你在2022年出版的《中国出口之谜:解码“全球价值链”》一书中提到:“过去40年里,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在世界范围内发展,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,孕育了中国的出口奇迹”“全球价值链战略并非没有风险,自然灾害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很容易扰乱全球价值链的平稳运行”“为了平衡风险,跨国公司将对价值链地理分布进行重新调整,这将决定全球价值链未来的轨迹。”这与当前中国企业出海的趋势是一致的。

  邢予青:这些企业并非完全脱离国内,而是与国内供应链保持着紧密联系。以我6月去的一家企业为例,这家企业在印度设有分公司,现在有200名员工,年销售额接近一亿美元,其中80%的零部件都从中国进口。

  企业在当地采取轻资产运营模式,主要使用一些已完成折旧的二手设备,即便当地营商环境出现波动,可能造成的损失也相对较小。目前这家企业运作的运营状况良好,本土化也做得很好——200多名员工中只有一名来自中国,其他全是本地人。今年这家企业已收到200份外派高管的申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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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也是企业全球化的另一个益处:能够提供一些以知识为基础的海外就业机会。未来,去海外工作可能成为年轻人一个很好的工作选择。这些管理岗、技术岗才是中国企业出海真正应该提供的就业岗位,而不是招一群工人出国住集体宿舍、赶工期。

  邢予青: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中国现在有一大批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跨国企业。这些企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。一家真正的全球企业要具备很多能力,比如品牌建设能力和核心技术,它们应该是全球价值链的龙头企业,不能只是一个“车间主任”,埋头做生产。

  其中也有不少误解。比如有些人认为集成能力无关紧要,觉得集成能力强的企业缺乏核心技术,不属于价值链的上游环节。这些观点是错误的。单个零件再伟大,也只有通过集成组合形成产品,才能真正实现实用价值。比如芯片很重要,但只有将它装入手机等终端设备,最终进入到千家万户,才能变成“有用”的产品。

  在这个过程中,提供最终产品的企业需要具备一系列能力,比如供应链能力、品牌能力、定价能力、创新能力、市场能力等。这些能力恰恰是价值链龙头企业应该具备的核心竞争力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我觉得联想无疑是一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企业。

  经济观察报:在中国企业出海过程中,是否会像美国曾经经历的那样,导致中国制造业出现“空心化”?

  邢予青:一方面,这是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难以避免的过程。以半导体行业的英特尔和 AMD为例:2010年AMD将制造环节分拆出去了,专注于设计环节,现在发展要远好于一体化模式的英特尔。在制造工序如此复杂的今天,一家企业只专注于一两个环节就好了。

  另一方面,这也是我们能力不断发展提升的一个客观结果。为什么亚洲人,特别是东亚人擅长制造?因为制造属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,而东亚国家在这两方面特别有优势。但设计、品牌等环节需要更强的创新能力,以前我们在这方面有些短板,现在已经开始具有竞争力了。

  这对中国并非坏事。在钢铁、原料药制造等领域,中国维持当前庞大的产能规模所付出代价过高,这种代价涵盖能源、资源、环境等多个方面。

  经济观察报:但如果减少这些领域的产能,我们要如何保证工业在GDP占比中维持在合理区间?

  邢予青:这就要回归到价值链的含义上来。实际上,过去我们发展工业时,更多关注的是产能,但从当前发展阶段来看,产业所能创造的价值大小更为关键。举个简单的例子:中国生产一个车垫价值6美元,出口到美国加上关税变成18美元,批发商加价到30多美元,零售商再加价到89美元出售。一个产品的价值创造中,大部分利润其实产生在流通环节。如果工业企业只专注于制造环节是没办法获得高收入的。现在,中国工业企业有能力建设品牌,同时也迫切需要通过品牌塑造和服务带来更高的附加值。

  经济观察报:这是否意味着,要保持工业在GDP中的占比,不一定需要通过扩大产能的方式来实现?

  邢予青:对。只有把产品和品牌做好,才有形成溢价空间,企业也才能获得利润。回到“内卷”问题,其本质是大量产业扎堆在低利润的制造环节,迟迟无法向价值链上游攀升;由于缺乏足够的利润投入生产改进,导致产品质量不升反降,价格竞争越发激烈。但这种价格竞争是没有出路的,因为像光伏、钢铁等多数“内卷”行业的需求弹性很低,不会因为降价就能明显扩大市场空间。所以“反内卷”,从微观层面看,就是要让一批企业勇于向价值链上游攀升。

  经济观察报:日本曾经历过水泥等行业的多次去产能过程,其间还出台了一系列法律,包括短期豁免反垄断等。借鉴日本的经验,我们应该如何推进部分行业的“反内卷”?

  邢予青:首先,如果很多产能扩张是政府行为推动的,那么应该立即停止这类行为,让该出清的企业加速出清;其次,在电动车等领域,应该进一步鼓励兼并重组。

  更深一层,要从根本上避免“内卷”问题,需要进一步约束和调整地方政府的行为。这需要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,其中首当其冲的是税制调整。比如,可以增加消费税在地方财力中的占比,降低增值税的贡献比例。

  以啤酒行业为例,按照现在的税收激励机制,啤酒消费地是收不上来多少税的,只有生产啤酒的地方才能收上税。因此,全国各地才有近百家啤酒厂。地方为了维持啤酒厂运转,也有动力建立市场壁垒,阻止其他地区的酒流入。

  在目前的税制体系下,地方政府天然更关心生产环节、忽视消费领域,有动机通过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制造企业在本地投资,甚至设置地域壁垒。这些行为既不利于当下的经济结构调整,也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要求相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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